文人饮茶茶具及其他
自古以来，茶与文人就有着不解之缘。饮茶的境界与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山水，恬然淡泊的生活情趣相对应。以茶明志、以茶立德，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士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文士茶的风格以静雅为主。因而文人品茶不仅讲究何时何处，还讲究用茶、用水、用火、用炭，讲究与何人共饮。这种种的讲究其实只为一个目的，只为进入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文士茶艺，起源于唐代的民间，经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和传播，形成了一种文人茶道，它是茶道的精髓。唐代社会物欲横流，很多人追求一种奢华的物质生活，当时有正义感的文人士大夫们，对这种奢华之风非常不屑，他们常聚在一起品茶、探讨茶艺、博古论今、无所不谈。茶道被文人视为一种陶冶心性、体悟人生、抒发感悟的风雅之事，有独酌自饮的清幽，也有集会联谊的雅趣。
文士茶所用的茶具为青花梧桐滗盂、汤瓯、泥壶。茶叶为“婺绿茗眉”、“灵岩剑峰”。水为廖公泉或廉泉之水。伴着悠然的丝竹之声，身着罗裙的表演者款步上台，温文尔雅，端庄大方。摆好茶具，开始焚香，拜祭圣贤。然后净手、涤器、拭器，用白绢轻轻拭擦茶盏。接下来备茶、洗茶，冲泡时，采用高冲法，加之柔美的“凤凰三点头”。奉茶之后，先要闻香、观色，然后才慢啜细品。将文人雅士追求高雅、不流于俗套的意境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来。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渊远流长。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我国人民生活关系密切，自古至今，有许多名人与茶结缘，不仅写有许多对茶吟咏称道的诗章，还留下不少煮茶品茗的趣事轶闻。
唐代陆羽，善于煮茶、品茶，耗一生之功著成《茶经》，流传千古，后世尊为“茶圣”。陆羽取水极为讲究，煮茶必佳泉。他将煮水分为三个阶段：一沸、二沸、三沸。认为一沸、三沸之水不可取，二沸之水最佳，即是当锅边缘水像珠玉在泉池中跳动时取用。
唐朝诗人卢仝饮茶有个奇特的规定：每次不喝第七碗，否则就会喝醉。他在《饮茶歌》中曾这样描绘：“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明代湖州司马冯可宾一生茶壶不离手。他喜欢自斟自饮，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品味出其中乐趣。即使是客人来了，他也是每人发一把小壶，任他们自饮。
现代文学家中，爱好饮茶的人颇多，其中不少人对茶文化很有兴趣。
鲁迅爱品茶，经常一边构思写作，一边悠然品茗。他客居广州时，曾经赞道：“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因此，当年广州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对品茶有独到见解，曾有一段著名妙论：“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首先就必须练功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感觉。”
郭沫若从青年时代就喜爱饮茶，而且是品茶行家，对中国名茶的色、香、味、形及历史典故很熟悉。年，他到湖南长沙品饮高桥茶叶试验站新创制的名茶———高桥银峰，大为赞赏，写下《初饮高桥银峰》诗：“芙蓉国里产新茶，九嶷香风阜万家。肯让湖州夸紫笋，愿同双井斗红纱。脑如冰雪心如火，舌不怠来眼不花。协力免教天下醉，三闾无用独醒嗟。”
当代著名文学家老舍是位饮茶迷，还研究茶文化，深得饮茶真趣。他多次说过这样精辟的话：“喝茶本身是一门艺术。本来中国人是喝茶的祖先，可现在在喝茶艺术方面，日本人却走在我们前面了”。他以清茶为伴，文思如泉，创作《茶馆》，通过对旧北京裕泰茶馆的兴衰际遇，反映从戊戌变法到抗战胜利后50多年的社会变迁，成为饮茶文学的名作，轰动一时。
当代作家秦牧的故乡广东澄海县属潮汕地区，当地“功夫茶”习俗名播中外。他从小接触功夫茶，练就过硬的辨茶功夫。年夏至年秋，当时任羊城晚报副总编的秦牧与广州各报总编一起，被集中在广州一座干校接受审查，“老总们”都有饮茶习惯，大家突发奇想，要对各自所带茶叶评出高低，推举秦牧为评茶师。秦牧还写有《故乡茶事甲天下》等茶散文，怀着幽默心情描述潮汕近乎传奇的茶俗，广为传诵。
当代著名作家叶君健从年轻时起就爱好饮茶，在重庆大学教书时，常与友人去茶馆喝茶聊天，特别喜欢品四川的沱茶。他说：“中国美好的东西太多，茶是其中突出的一种。它既高雅，又大众化。中国人的生活，除柴、米、油、盐、酱、醋以外，还必须有茶。”
延伸：采茶趣闻
古代人们就注意利用猴子的灵性，训练它们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早在明代就开始利用猴子攀岩采茶了。利用猴子采茶方法大致有以下三种
“驯猴采得”武夷山有名茶曰“大红袍”。它生长在武夷山九龙窠深邃的峡谷内一片陡峭的山崖上，古时只有两株。此茶质地优异、药效显著，但是人们没办法上去采摘。后来，山民们掌握了猴子善于攀爬的习性，驯服猴子，令其上树采摘。因驯猴身穿红色坎肩，于是将此岩茶称为大红袍。
“击猴反得”我国的乌龙茶，首推安溪的铁观音，其味芳香喜人，饮后心旷神怡。乾隆六年，王士谅携茶上京，赠诸京官政要，并经权臣转呈内廷。乾隆遂见王士谅，垂询茶史。王士谅奏称：“此茶发现于观音石下，身重如铁，清香神美赛观音。”乾隆乃赐茶名“南岩铁观音”。史传，最早是居于深山幽谷的僧人每逢茶树“芽尖细如枪，叶开展如旗”的时节，看到群猴攀爬茶树嬉戏之机，遂以石头或者弹弓袭之，引起猴子生气而折下茶枝反击，僧人拾取后返回寺庙烘制方得此茶。英国人莱特逊编辑的《茶的医学》记载：“仙人见一高攀茶树的山猿，抛以什物，猿大怒，折枝扔下，仙人拾之而归。”
“义猴偿得”深山猴群过冬时缺少食物，古人乘天寒地冻时节，以食物饲养。聪明的猴子知道人们喜欢喝茶，就于来春采茶报答。杭州人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记载：“温州雁荡山有猴，每至晚春，辄采高山茶叶，以遗山僧，盖僧尝于冬时，知猴之无所得食也，以小袋盛米投之，猴之遗茶，所以为答也！”对于茶的药用价值，猴子知道得比较早。史载三国时代大将邓艾有一次外出狩猎，射中一只母猴，母猴怀中的小猴并不逃走，反而急促地将母猴身上的箭拔除，并采了些茶叶嚼烂后敷在母猴的伤口上。邓艾为之感动，于是将良弓丢掉，发誓再不射杀猴类。
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尤其自中唐以来,一方面茶在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了开门七件事中其中一事，是普通布衣生活中待客或休闲的必备饮品。另一方面，饮茶被赋予文雅与品德的含义，成为文人骚客寄情山水赏画赋诗的最佳佐伴之一，这在文学、书画、版画等作品中多有表现。明代之时,沦泡法的正式确立,在茶文化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茶艺也因之产生转变，而到了晚明则成为了饮茶的最主流方式。晚明文人对茶具与饮茶环境的营造与追求，品茶的宜忌，茶侣的身份、多寡，茶童等都有着特定的讲究。
明仇英东林图30cmx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在明代的包含茶文化内容的绘画作品中，晚明画家丁云鹏的卢仝煮茶题材作品非常引人注目。本文主要以无锡博物院所藏丁云鹏《煮茶图》为例，逐一分析画中茶事用具与装饰摆件，从画中茶具与陈设出发，探讨晚明文人的茶事中对于茶具与茶寮等饮茶生活方面的追求。
卢仝是唐朝一位饮茶名士，以一曲《七碗茶歌》（即《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扬名，在诗中卢仝写到：“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契不得，惟觉两腋习习轻风生。”将品茗的绝妙感受描写得十分传神。故自唐以来，这首《七碗茶歌》历经宋、元、明、清各代，传唱千年不衰，历代文人茶客品茗咏茶时，仍屡屡吟及。并且由于其朗朗上口，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几乎成了众人吟唱茶的典故，为历代文人茶客称颂，“七碗”“两腋清风”成了品茶的代称，成为后世文人常常掬取的题材。
一、唐朝与明朝的饮茶方法的异同在唐代，饮酒风气盛于饮茶，主要风行于文人、僧道之间，在诗文中通常以“煎茶”称之。陆羽《茶经》中有专论茶的煎煮操作方式的章节，煮茶以饼茶研碾成末后为之，饼茶的做法，即茶叶经过“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而成。在饮用方法上，根据《茶经》记载，步骤如下：丁云鹏煮茶图局部丁云鹏煮茶图局部丁云鹏煮茶图局部
第一步骤备茶。首先炙烤饼茶，以“夹”夹茶就炙，炙好后将其储放于“纸囊”使香味不外泄。待饼茶晾凉后，以“碾”研磨成粉末，经“罗”筛滤使茶末更细，再存于“合”内。第二步骤煮水。以“鍑”盛水，置之于“风炉”之上煎煮。第三步骤投茶。加调味盐及投茶末煮茶，第一沸水开时，依“鍑”内汤之多寡，由“鹾簋”中取出适量的盐花添入，用以调味。待第二沸水开时以“瓢”（柄勺）酌汤一勺置旁，一面以“竹筴”在鍑汤中心循环击拂搅，再以“则”（茶量）量末对着中心下末，片刻，茶汤势如奔腾溅沫，此为第三沸，此时取先前置旁的第二沸水止沸，以做培育汤花之用。汤花即下了茶末之后，在沸水中所产生的现象。汤花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第四步骤分茶、奉茶。前述至第三步骤，茶已烹煮完毕，将煮好的茶分酌于“茶瓯”，分茶时必须沫饽平均，至为严谨。陆羽所说的“二十四器”包括：茶碾、茶罗、鹾簋、揭、茶则、茶瓯、烧水的风炉、盛生水的水方、盛熟水的熟盂、盛洗涤用水的涤方、盛茶屑茶渣的滓方、沥水的漉水囊以及摆放茶具的具列、盛装所有器具的都篮、茶鍑、茶碗（茶瓯）等，这些茶器与唐朝人饮用饼茶、末茶的方式息息相关。而发展至明朝饮茶方式已经大有不同，这种转变从元代开始发端，一方面，元代上层社会沿袭宋朝的末茶法，皇室所需茶叶仍以龙团凤饼为主，继续由贡焙生产进奉，只是宫廷皇族更喜欢的是加料茶饮，茶叶烹煮时可加进各种辅料;另一方面，作为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看不惯宋人优游文雅之风，更反对靡费巨资的团茶制作，因此，在民间倡饮沸水直接冲泡芽茶的茶饮方式。末茶法正逐渐被全叶冲泡的芽茶法所替代。对茶业和茶文化而言，元代是一个上承唐宋、下启明清充满变革的历史时期。这一变革及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下：“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正式废除了福建建安图茶进贡，改茶制为叶茶（散茶），惟令采芽茶以进，就此改变了自唐以来团茶为主的局面。连带唐宋一套的饮茶器具也不再使用。明人吃茶方式以沦泡法为主，特别到了明朝中后期非常风行。接近于今日的泡茶法。许次纾《茶疏》中记载：未曾汲水，先备茶具，必洁必燥，开口以待。盖或仰放，或置磁盂，勿竟覆之案上，漆气食气，皆能败茶。先握茶手中，俟汤即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覆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沈滞，更三呼吸顷，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润清滑，馥郁鼻端。”这种“将茶叶先放在手中，随手投入茶汤”中的方法与今时人的饮茶方式非常相似。
辽代张世卿壁画墓中的漆器盏托
张源《茶录》中也称明人的茶法为“泡法”，也就是泡茶。书中“投茶”条内载：“投茶有序，毋失其宜。先茶后汤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汤后茶曰上投。春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这里的“投茶”与许次纾所说的“先握茶手中，俟汤即入壶，随手投茶汤”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唐朝人所用的“碾”“罗”等茶具从此没落，也不再如唐、宋人饮茶“培育汤花”。记载明代茶器的著作有顾元庆《茶谱》，明末高濂《遵生八笺》中“饮馔服食笺”中的“茶泉类─茶器”，屠隆的《茶笺》“茶具”等。根据廖宝秀先生的研究，三者所记载之茶器几乎完全相同，《茶谱》比《遵生八笺》多了苦节君行者（收纳茶器的竹笼）一项；《茶笺》则比《遵生八笺》多四项茶器。《遵生八笺》所记茶器有茶具十六器及总贮茶器七具共二十三式，茶具十六器有：
明万历年间《唐诗画谱》
商象（古石鼎也,用以煎茶。）归洁（竹筅帚也,用以涤壶。）分盈（杓也,用以量水斤两。）递火（铜火斗也,用以搬火。）降红（铜火筋也,用以簇火。）执权（准茶秤也,每杓二升,用茶一两。）团风（素竹扇也,用以发火。）漉尘（茶洗也，用以洗茶。）静沸（竹架，即《茶经》支腹也。）注春（磁瓦壶也，用以注茶。）运锋（劖果刀也，用以切果。）甘鈍（木砧墩也。）啜香（磁瓦瓯也，用以啜茶。） 撩云（竹茶匙也，用以取果。）纳敬（竹茶橐也，用以放盏。）受污（拭抹布也，用以洁瓯。）总贮茶器七具有：苦节君（煮茶作炉也，用以煎茶，更有行者收藏。）建城（以箬为笼，封茶以贮高阁。）云屯（磁瓶，用以杓泉以供煮也。） 乌府（以竹为篮，用以盛炭，为煎茶之资。）水曹（即磁缸瓦罐，用以贮泉，以供火鼎。） 器局（竹编为方箱，用以收茶具者。）外有品司（竹编圆橦提盒，用以收贮各品茶叶，以待烹品者也。）
元陸子方扁舟傲睨图cm×cm辽宁省博物馆藏
由此可见，唐代与明代的茶具与饮茶方式皆大有不同，而如茶具、茶具陈设等也成为了书画、器物鉴定时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本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丁云鹏《煮茶图》中，画家对茶具描绘的十分细致，通过观察画中茶具的器型、功能等，可以更加了解画家所处时代的饮茶风气。二、丁云鹏《煮茶图》中的茶具
明唐寅事茗图31cm×cm故宫博物院藏
无锡博物院所藏丁云鹏《煮茶图》描绘了一文人坐于榻上煮茶的场景：在白玉兰树下，旁有一太湖石，一位裹着襆头、士人打扮的文人正斜倚于紫檀嵌螺钿榻上侯汤，目光专注于面前的竹茶炉。旁边是一位赤脚白发奴仆正端着点心盘，右前方另有一仆头发凌乱，正弯下腰备水。画面中摆着一些烹茶的器具，以及作为装饰的盆景。画面中的文人便是唐代的饮茶名士卢仝。在唐朝诗人韩愈的《寄卢仝》诗中写道：“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这与画面中赤脚老妪与没有裹襆头的奴仆的形象相对应。那么，在这幅明朝人描绘唐代卢仝的图像里，其中的茶具是否属于唐代的形制呢？画中出现的茶具与陈设主要有：苦竹节（竹茶炉）、水缸、茶叶罐、紫砂茶炉组合、朱漆盏托的白釉茶盏、青铜香炉、螺钿方盒、紫檀嵌螺钿榻、花石茶几、青铜豆形器、双耳玉杯，等等。根据饮茶步骤，首先是备水，可以看到画面右下角男仆人旁边放着两个储水的水缸，在上文所提到的明代三部茶事著作《茶谱》《遵生八笺》《茶笺》中称之为“水曹”，“磁缸瓦罐，用以贮泉，以供火鼎”。这与明初王问《煮茶图》中的水曹几乎一致。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论水的记载只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发展至明代，对于泡茶的水颇有讲究，明初至明中就有皇室子弟朱权所作《茶谱》之“品水”，徐献忠之《水品》，田艺蘅之《煮泉小品》，徐渭《煎茶七类》之“品泉”等。明末除了饮茶专著中关于水的讨论。在文人的散文笔记中亦有许多有趣的记载。如明人李日华在其笔记中提及“水符茶契”的饮茶文化现象。“水符”是指在饮茶生活清课中，对于茶事上密切相关的水品，互通资讯，择水取泉的竹符或封瓮的纸符，或鉴别水质良窳的一种标签。明代文士高濂在《扫雪烹茶玩画》中云﹕茶以雪烹，味更清洌，所为半天河水也。不受尘垢，幽人啜此，足以破寒。时乎南窗日暖，喜无觱发恼人，静展古人画轴，如风雪人、江天雪棹、山雪竹、关山雪运等图，即假对真，以观古人模拟笔趣，要知实景尽图，具属造化机局，即我把图，是人玩景，对景观我,谓非我在景中。千古尘缘，孰为真假，当就图书中了悟。
斗茶图刘松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高濂此举可谓是明代文人对茶事创新求变的缩影，他将扫除之积雪用以烹茶，结合欣赏古画，从品茗引发至文艺的休闲玩赏。备水之后的步骤是“煎汤”，也就是图中竹茶炉所发挥的功用。竹茶炉，即在上文在明代饮茶茶具中所提到的苦节君，以精细毛竹搭配制成的方形煎茶风炉，将耐高温的泥土搪其内，用以防其炙燃。苦节君者，谓其虽每日受火焰炼炙，仍以其素有贞心雅操而能自守也。根据前人的研究，苦节君（竹茶炉）最早出现于宋代。宋朝诗人杜耒在《寒夜》一诗中说：“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而“苦节君”之名最早见于在本文第二部份所提到的明代高濂的《尊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的总贮茶器七具之一，并释文为：“煮茶竹炉也，用以煎茶。”明确指出苦节君的用途是茶炉。所以这幅画虽然描绘的是唐朝的煮茶场景，而画中所出现的茶炉，则是宋代出现，流行于明代的茶具之一。清代陆廷灿更是在其所着的《续茶经》中对苦节君进行形象地描绘，其铭日：肖形天地，匪冶匪陶。心存活火，声带湘涛。一滴甘露，涤我诗肠。清风两腋，洞然八荒。对苦节君作了进一步的注解，因其造型为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因其材质为竹子，不是金属也不是陶瓷，故“匪冶匪陶”。用此茶炉煮茶，水开时会发出似波涛的声音。而“两腋清风”也是出自卢仝“七碗茶歌”的典故。因竹子一向为文人所推崇，竹茶炉也成为了明代文人最推崇的茶器之一。在明朝有关于“竹炉雅集”记载。其实，明代茶炉并不只有苦节君这一种样式，在许多版画与绘画作品都会以铁或铜制的风炉为茶炉。风炉在唐代时就有记载，《茶经》中说：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其饰，以连葩、垂蔓、曲水、方文之类。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柈台之。明文徵明品茶图cm×4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的左下角的花石茶几，摆放其上的茶具有茶叶罐、朱泥茶炉组合、朱漆盏托、白瓷茶盏、双耳玉杯等。在明中后期，随着“泡法”的风行，茶壶成为重要的茶器，以宜兴紫砂茶壶泡茶遂成风尚，尤其是文人饮茶之风日盛和对紫砂壶的推崇，大大提升了紫砂壶的地位。一般研究者认为，紫砂壶在明代之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紫砂壶泡茶不失原味，不易变质，而且能耐温度的急剧变化，烹煮、冲泡沸水都不会炸裂，而且传热慢，不易烫手。与明代文人所记载的关于紫砂壶的妙处也确实符合。冯可宾在《茶笺》中说：“茶壶陶器为上，锡次之。”⑩文震亨的《长物志》说：“茶壶为砂者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图中的朱泥茶壶便是紫砂壶中的一种。晚明周高起在崇祯年间作《阳羡茗壶系》，从中说道：“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可见宜兴陶壶，也就是宜兴紫砂壶在晚明之流行，在卢仝所处的唐朝饮用末茶，所以当时的人会将茶末直接放入茶瓯里，根本不会用到图中所描绘的茶壶，由此可见，此图中的朱泥茶炉组合是典型的晚明人的饮茶方式。画面中花石茶几的最前方摆放的是白瓷茶盏与朱漆茶托，白瓷茶为盏侈、圈足，其样式与质感与现存的明代成化官窑白瓷杯非常相似。晚明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其在今日，绝白为佳”，这与宋朝人尚建窑黑釉茶盏不同，主要由于明朝人不似宋朝人饮茶喜观汤花有关，时人曾语：“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观之。”晚明文震亨《长物志》中记载，“宣庙有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从而知道，晚明文人因为可以喜观茶汤色而将简约典雅的白瓷茶盏奉为最佳茶器之一。
唐周昉调琴啜茗图29cm×69cm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垫在白瓷茶盏底下的称谓“茶托”或“盏托”，丁云鹏在此绘制的是一件朱漆盏托，与辽墓壁画中侍从所捧的茶盏非常相似。元朝冯道真壁画墓中也出现了茶盏，其实，这种器具在魏晋南北朝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年湖南长沙砂子塘东晋墓出土了青瓷盏托。不过，根据李匡文《资暇集》载，它始于唐德宗建中年间（—），当时是为了饮茶的方便，宋时已经很流行。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有茶盏托（漆雕秘阁），漆雕秘阁别称：承之、易持、古台老人，即盏托，以“秘阁”名之，其用途是承托茶盏，防止茶盏烫指。宋代盏托形式多样，多以漆制，且以素色漆或雕漆为多，赞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漆雕秘阁吾斯之未能信。以其弭执热之患，无坳堂之覆，故宜辅以宝文，而亲近君子。”在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仇英为东林先生所作的《东林图》中亦描绘有一模一样的朱漆茶托。嘉庆、万历年间曾运用大量漆器，但到了明末时期，盏托其实已经鲜有人使用，在此作者应该是希望通过漆器茶托去烘托卢仝煮茶作品的古意。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煮茶图》还描绘了一件与上述提到的完全不同的杯子，乍看是一件单柄杯，而实际上应该是双柄杯——只是被左边的青铜香炉所遮挡，图中所绘的双柄杯与明代所流行的双耳玉杯在色泽与形制上都非常相符。其实，图中所绘的双耳玉杯样式是从青铜器样式中脱胎而来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明人好古并且在古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趣味的风气。而在此幅作品中，画中“卢仝”一人独自品茗为何需要两种材料、形制都不同的茶杯，或者说，这个玉杯在这个茶事之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只是一个摆件，都还尚待研究。通过上述对画中茶具的逐一分析，大致还原了画中人从备水到品茗所用的所有茶具，通过对器型的观察研究，判定出这些茶具都是典型的明代中后期所流行或崇尚的茶器款式，与真正唐朝“卢仝”品尝“七碗茶”的饮茶方式完全不同。虽然晚明画家丁云鹏绘制的是一幅唐代题材的作品，但画家以从事画事为主，很大程度上并不会去考证各个朝代的器物样式，所以以当朝的器具入画，也是十分正常的。三、《煮茶图》中的茶寮与饮茶生活细细观察画中陈设，特别是大型家具紫檀嵌螺钿榻与花石茶几，可以知道画中的主人公应是在自己的私人茶寮中品茗。私人茶寮的概念在晚明随着造园的流行而成为晚明文人品茗的理想场所，是茶艺与造园艺术的融合。晚明之时文人品茶喜欢在幽静的小室,他们往往自筑茶室茶寮,隐于其中细煎慢品。如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晚明李日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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